张国焘颠沛流离的三十一年

张国焘，生于1897年。在投靠国民党之后，直至1948年随国民党迁往台湾，彼时他已年届半百，满51岁。自此，直至1979年，这位革命者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31个春秋，享年82岁。

在这31年的漫长岁月里，张国焘的一生始终在动荡与迁徙中度过。其间，他面临了无数次的抉择。最终，他凭借坚定的意志作出的选择，注定了他悲惨命运的最终归宿。

张国焘

与国民党分手

1948年，我军捷报频传，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振奋人心。解放军的炮声隆隆，响彻中国北方大地。铁骑直捣江南，国民党的统治根基已然摇摇欲坠。众望所归，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被迫开始寻求退路。

蒋介石选定台湾作为其最终的据点，并派遣众多国民党高级官员先行赴台展开筹备工作。消息迅速传遍国民党高层，他们纷纷寻找途径或借口，携家带口，纷纷迁往台湾。

既然自己已与共产党决裂，一旦共产党掌权，自己恐无安身之所，不如趁早逃离。此时，众多国民党高官均已赴台，自己亦只能随波逐流，踏上台湾之路。于是，在1948年的寒冬时节，张国焘关闭了《创进》周刊，料理完经济事务后，携带着手中余下的数千美元，踏上了前往台北的旅程。

抵达台北之际，张国焘发现众多国民党高级官员及上海商贾已捷足先登，将市内所有空置房屋尽数占据。面对无处安身的困境，他不得不向国民党当局寻求援助。然而，国民党官员对他的态度却异常冷淡，这其中自有一番缘由。

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张国焘转投国民党阵营后，虽曾尝试策反共产党军队，却未能取得任何成果。即便之后他竭尽全力，亦未能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国民党方面认为其利用价值已尽，遂不再愿意继续供养他。

其二，张国焘虽身处国民党阵营，却持有独特的政治见解，在待人接物上秉持个人原则，与当时国民党上层中盛行的人情世故格格不入。

第三，张国焘在沪创办《创进》周刊期间，尽管对共产党有所抨击，却也显现出一种中立立场，似乎意图在国共两党之间自立一帜。

国民党内部普遍认为，张国焘与其并无相同的政治理念。

第四个原因在于，国民党抵达台湾的初期阶段，遭遇了诸多挑战：台湾民众对他们的到来持不理解态度，纷纷表达了对国民党入驻的抵制；同时，国民党亟需稳固在台湾的立足点；此外，党内部矛盾纷争不断，高层领导正忙于应对各类繁杂事务，可谓是焦头烂额。概而言之，国民党自身难保，无暇他顾，对张国焘的关注自然无从谈起。

历经挫折，张国焘终悟得国民党不再对他施以援手，因而不得不另谋出路。所幸，他在江西担任国民党地方职务及在上海主编《创进》周刊期间，积累了一笔微薄的积蓄。他便是用这笔钱，在台北租赁了一所居所，将全家人安置妥当。

安置好家中事务后，张国焘急于投身工作，他亦怀揣着在台北复刊《创进》周刊的愿景。首要之举，便是追溯昔日同事，那些曾在他麾下供职于《创进》周刊的伙伴。他们各自散落至宝岛，此刻亦闲置在家。张国焘与他们一拍即合，纷纷表示愿意重返台北，携手复刊《创进》。众人一致推举张国焘担任领导，前往国民党申请刊号，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连番冷遇。深入探究幕后，张国焘方知：国民党高层对他的办刊计划持疑虑态度。

友人劝诫他道：当前国民党无暇顾及出版刊物，而你创办刊物亦鲜有人问津，实在没有必要。张国焘闻言，认为此言甚是，遂打消了在台湾重新出版《创进》杂志的念头。

然而，怎能无所事事，无所作为呢？毕竟一家人还需生计。因此，张国焘再次向国民党当局寻求工作机会。

国民党对他根本缺乏信任。无奈之下，张国焘只得隐退闲居。

然而，不久之后，国民党方面便派遣代表前来收回张国焘所租住的住所，声称该区域内的房屋已被统一划定为东南“行政长官”公署之用，要求张国焘在三日内搬离。

张国焘耗费个人财力租赁的居所，竟遭剥夺入住权，实属有失体统。愤懑难平之下，他毅然前往国民党“行政院”寻求公道。

一名官员语气冷漠地回应：“此乃公事公办。被征用的房屋并非仅你一家，你须另寻住处。”

张国焘与那位官员发生了争执。那位官员毫不退让，反驳说：你曾是中央执委，那已是过往之事，你如今又能算得上什么？有胆量就去找共产党索要房产吧！

一听此言，张国焘内心顿时一片冰凉。沉思良久，他决定与国民党断绝关系。

与国民党决裂后，在台湾无法立足，去向何方？此时大陆正面临共产党的控制，无法前往。无奈之下，只能选择香港，那里由英国人掌权，中国人居住其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均无力干涉。在作出决定后，张国焘带领家人迁居至香港。

张国焘来到台湾整整一年。他本来还想与国民党合作，但他又在思想上与国民党有隔阂，看不上国民党上层的腐败，他只盼望国民党方面还能容许他这个有一点不同看法的人存在，给他一碗饭吃。没想到，国民党方面已经决定抛弃他了。一年来，他到处碰壁，连个差事也没有谋到，只得离开国民党。可是，到香港能干什么？他心中一点数也没有。

与第三势力不和

张国焘抵达香港后，立刻有政治人物前来拜访。经他辨认，这些人正是：顾孟余、李微尘——第三势力阵营的关键人物。

顾孟余与李微尘，昔日均为国民党之成员，却因对蒋介石持反对立场，高举“改组派”旗帜，遂在党内难以为继。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潜入共产党，亦遭遇清洗，其中不乏丧生者。在鄂豫皖地区建立根据地期间，张国焘曾亲自签署命令处决了一批所谓“改组派”成员，然而，这些行动均是在他强行给这些人贴上“改组派”标签后所进行的——注。

自此，国民党的“改组派”声迹渐隐，部分人士以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势力身份活跃于政治舞台。他们倡导追随英美模式，借助美国力量推进资本主义发展。毛泽东曾对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构想提出批判，蒋介石亦持反对态度。

无奈之下，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在大陆和台湾均无法立足，只得逃至香港，以求一线生机。顾孟余与李微尘成为第三势力在香港的核心人物。抵达香港后，他们并未沉寂，仍旧积极传播自己的理念，并组织相关活动。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国民党内部吸纳了一些支持者，以增强自身的实力。因此，他们时常关注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政治动态和境遇。对于张国焘在台北被冷落的状况，他们早已有所耳闻。他们认为，张国焘在上海创办的《创进》周刊所倡导的理念与自己的观点不谋而合，于是决定将他纳入阵营。果不其然，张国焘抵达香港后，顾孟余与李微尘二人立刻找到他，表达了合作的意愿。

初抵香港的张国焘，举目无亲，孑然一身，无处安身，陷入了绝境。纵然深知自己与第三势力在政见上存在分歧，却也无奈地选择了与他们携手合作。于是，张国焘得以入住李微尘在港的闲置住所，至此，他和家人总算有了栖身之地。

然而，张国焘实质上是一位政治家，持有独特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在根本上是与第三势力有所区别的。于是，当三人共同筹备组织、创办刊物时，他们之间的分歧逐渐显现。张国焘作为社长，为刊物设定了方向，意图刊登能宣扬其政见的文章。相对地，顾孟余与李微尘两位则坚定地主张发表旨在推广第三势力理念的文章。起初，三人虽存在分歧，但尚能调和解决；但随着矛盾的加剧，最终演变成彼此都不愿退让的局面。

张国焘意识到自己孤立无援，于是将昔日在上海共同创办《创进》周刊的同事们引入其中，并将顾、李二人麾下的数人排除在外。此举令顾、李二人极为不满。他们暗中商议，最终决定将张国焘驱逐出局。

经过商议，他们把握住了一个合适的时机，毅然与张国焘坦诚相告：“张先生，遗憾的是，我们这里实在无法继续留用您这样的人才，恳请您另寻他处，为您的家庭也寻觅一个更为适宜的居所。”

张国焘闻言，顿时心领神会。未及多言，翌日便携家眷悄然迁离。幸而他早有预感，深知与第三势力难以长久合作，终将分道扬镳，故而早作打算，暗中寻得一处居所。因此，当与第三势力的关系破裂后，他迅速便觅得新居。

单干户

第三势力间的矛盾导致破裂，张国焘对加入任何组织失去了兴趣。然而，生活需要经济来源，他的一家子人总得维持生计。经过深思熟虑，张国焘决定选择独立创业。

幸而张国焘亦为一代风云人物，身为共产党创建初期的重要发起人之一，曾紧密追随李大钊、陈独秀，担任过共产党的高级职务，创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更一度成为红四方面军的最高指挥官，统帅过近十万雄师。随后，他转而背离共产党，投身蒋介石麾下，亦曾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即便后来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亦曾一时声名鹊起。因此，熟知其名者众。张国焘便决定把握这一优势，投身笔耕，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他自认，自己所撰文稿，仍受香港各大报刊的青睐。

说做便做。张国焘迅速订阅了数份报纸，投入对时事的深入研究；在形成个人见解之后，便着手撰写时政评论，并将其投稿至香港各大知名报刊。

张国焘的预判无误，他所撰写的文章确实深受香港各大报刊的青睐。在这样一个商业气息浓厚的城市，媒体也纷纷采取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为了抓住读者的眼球，各类报刊上往往呈现多元化的政治观点，各式政治人物的文章也纷至沓来。张国焘的名声远扬，单是这个名字便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更不用说他的文章还展现了他的政治立场。因此，每当张国焘投稿，无不命中靶心，且稿酬亦相当丰厚。如此一来，张国焘凭借着撰写文章赚取的稿费，在香港过着颇为宽裕的生活，一家人的衣食无忧。

在这一阶段，张国焘所撰写的文章中，最具影响力的无疑是他对朝鲜战争的点评以及对未来局势的深入剖析。鉴于其丰富的军事经历，他曾领兵作战，对军事领域并非门外汉；加之对共产党军队战斗风格的深刻理解，他的文章常常展现出独到的预见性。正因如此，他的文字愈发受到读者的青睐。在那个时期，香港各大媒体纷纷向他约稿，张国焘一时间竟难以应付，只得加班加点地撰写稿件。一篇篇军事评论，一篇篇对时局前景的深入分析，陆续在港媒上刊发，乃至引发了中国与美国高级军事领导人的关注，张国焘的军事分析文章逐渐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然而，盛况难持久。随着朝鲜战争演变为一场持久战，公众的目光逐渐从朝鲜战场转移开来；加之双方均大规模投入空军力量，而张国焘对空军介入后的战局了解有限，他后期所撰写的军事评论文章，往往陷入空洞的议论。因此，他的读者群体逐渐减少，香港的各大报刊也不再主动邀请他撰稿。

彼时，香港各大报刊间的论战文章，要么鲜明地站在共产党一方，要么坚定地拥护国民党，亦或是属于第三势力阵营。张国焘执笔的政论之作，既未偏向共产党，也未倾斜于国民党，更与第三势力相异，因而其文常被忽视，声量显得尤为微弱。加之香港报刊偏爱热闹的篇章，张国焘的文稿因而备受冷遇，稿酬亦随之锐减。

连遭两祸

原本，稿酬便属于不稳定收入之列，然而近期，此类收入亦急剧减少，导致张国焘一家的生计陷入困境。无奈之下，他只得另辟蹊径，寻求新的生计之道。

在那个时期，受到朝鲜战争波及，香港的黄金价格呈现迅猛上涨态势，张国焘便萌生了投身黄金交易的念头。他在上海编辑《创进》周刊期间，勤俭积蓄，不仅通过撰写稿件获得稿酬，又进一步积累了一笔资金。经过清点，他手头共积攒了5000美元。他将这笔钱悉数投入购买黄金，寄望于金价持续攀升，待其升至合理价位后，再行抛售，从而兑换回美元，以期获得丰厚的利润。

在将家产悉数购入黄金之后，金价不跌反升，这让张国焘喜出望外。他长期以来的郁郁寡欢得到了显著的缓解。张国焘如此剖析道：尽管朝鲜战争时断时续，然而由于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此战端恐难迅速平息，将演变为旷日持久的冲突，甚至可能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据此，黄金的市值将有望持续攀升，而他手中的5000美元投资，将有可能演变成5万、50万，乃至500万美元。此外，他还满怀信心地想到，既然朝鲜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去，自己仍有继续撰写军事评论的空间，且自己的文稿仍有被报刊采用的机缘。

然而，沉浸于成功喜悦中的张国焘未曾料到，灾祸正悄悄逼近。他素未涉足商界，经济思维匮乏，对市场风云亦缺乏洞察，对香港的经济状况更是陌生。他不曾深入研究经济问题，更不用说对香港的投机市场了。因此，当他涉足投机领域时，失败似乎成了不可避免的宿命。此外，张国焘对时局的判断也出现了偏差。他未曾想到，经过漫长的艰苦谈判，朝鲜战争竟达成了停战协议，这一消息对香港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产生了巨大冲击。

然而，张国焘素来自负，执意坚守己见。面对香港众多购金者竞相售金之景，他却惜金如命，总抱有黄金价格将持续攀升的幻想，幻想着自己能一夜暴富。未曾料想，香港黄金市场风云突变，价格在短短一夜之间骤降。当他匆忙将手中黄金尽数抛出时，金价已跌至谷底，原本的5000美元仅剩2000美元，损失高达3000美元。须知彼时，3000美元非同小可，足以支撑他一家人的生活，亦是他余生赖以维生的资本。张国焘懊悔不已，怒火攻心，一时病倒，需静养数日方才恢复。然而，心中的懊恼却如影随形，难以驱散。

不久后，张国焘又遭遇不幸——他的妻子杨子烈不幸受伤。回顾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立足，每户人家都需储备两三千美元的流动资金，以备不时之需，无论是疾病还是其他突发状况。然而，张国焘在黄金投机生意中亏损惨重，手中仅剩2000美元。

原本这笔2000美元是不得挪用的，然而，鉴于张国焘一家人的生活亟需维系，且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不得不动用了这笔资金。然而，这笔钱很快便告罄，以至于家中连日常的餐饮都成了难题。

面对这一局面，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无奈之下，只得寻得一份在商店的兼职，借此每月得以获得些许收入。然而，那家商店与张家相隔甚远，为了节省车费，杨子烈毅然决然地选择每天步行往返。家中的生计还需她亲自操持，做饭之余，还要亲自前往菜场购置食材。日复一日，她身心疲惫，但即便如此，她仍需奔波于市场之间。由于年事已高，她的步伐不再那么轻快，不幸的是，在一次不慎踩到西瓜皮后，她摔倒在地，挣扎许久，却无法起身。

有人将她送往医院，并及时告知了张国焘。张国焘抵达医院，听闻高昂的医疗费用，不禁瞠目结舌。原来，杨子烈伤势严重，臀部骨盆骨折，需巨额手术费用。张国焘无奈之下，四处借贷，才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为杨子烈施行手术。此举使得他们家再次背负债务，生活愈发困苦。然而，杨子烈的手术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出院后成了跛足，再也无法外出工作。

试图回大陆养老

在张国焘陷入困境之际，他的长子张海威慷慨解囊，及时伸出援手，使得他得以勉强度日。然而，张海威仅以教书为生，收入微薄，长期依赖他的接济并非长久之计。无奈之下，张国焘只得奋力挥毫，寄望于稿酬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并逐步偿还债务。

随着二战的落幕，尽管张国焘在撰写军事文章上颇具专长，但他的作品却鲜有人问津。至于政论文章，他更是陷入了“三不靠近”的困境——既不靠近共产党，也不靠近国民党，更不靠近任何第三势力。而他个人的独立立场亦难以树立，导致这类政论文章同样乏人问津。香港的几家主要报刊也不再采用他的稿件，退稿信成了家常便饭。在走投无路之际，张国焘想起了共产党，想起了毛泽东。他心想，或许毛泽东会对他展现出宽容的态度。

恰逢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便搜集了香港的众多报刊，细致研读其中关于中共八大召开的相关内容。他深入思考，得出结论：鉴于中国共产党推行“双百”方针，政策上有所放宽，毛泽东或许能够不计前嫌，接纳他。凭借其丰富的资历，张国焘相信，在中共方面，至少能够保障他的生计。

于是，他着手寻觅与中共有所联系的香港人士，意图向中共中央传达其渴望返回大陆安度晚年的愿望。然而，张国焘依然游走于两条路线之间，亦通过若干渠道与美国人士取得联系，试探是否有可能与美方展开合作。部分在香港的美国人士表示，美国愿意提供援助，并已给予他一定的生活津贴。于是，张国焘在寻求与共产党建立联系的同时，亦与美国人保持接触。

历经一年有余，至1958年，张国焘终于与共产党恢复了联系。同年十月，在与中共在香港的成员会面时，他表达了愿意为新中国贡献力量的意愿，并恳请中共中央给予生活上的资助。

张国焘的此意，迅速传遍大陆，抵达北京，并传达到中共中央的耳中。1959年1月5日，中共中央将张国焘所表达的观点整理成内部简报，呈送至毛泽东手中。

中共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早已察觉到张国焘与美国人有所交往，并且对张国焘所面临的艰难生活状况亦有着深入了解。

我们乐意伸出援手，协助解决其生活上的困境，然而张国焘须与美国人断绝一切联系。不能既接受美国人的资助，又接受共产党的津贴。当此简报送达毛泽东手中时，他基于自己早已思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公开讨论过的见解，随即在简报上提笔批示：

“须劝说张国焘断绝与美国人的联系。若能成功实现此目标，不妨考虑为其个人生活提供一定程度的资助。”——毛注。（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三十页）

毛泽东的观点获得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广泛认同，随即，这一意见便由中共中央驻香港的工作人员迅速传达给了张国焘。

经过深思熟虑，张国焘最终向中共中央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坦言：我昔日曾是台前的一名演员，而今，我更愿意成为一位观众。我希冀能减少目睹悲剧的机会。

张国焘此番言论，已清晰地表明了他不再意图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共事，更遑论为新生国家贡献己力。至于关于给予张国焘生活补助一事，亦只能就此搁置。

与美国人合作

张国焘决意不再重返大陆，但现时以撰稿维生遭遇困境。在香港的生活愈发艰难，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一位来自美国大学的研究员主动伸出了援手。

在1961年某日，张国焘于宅中悠然自得，忽闻门外传来敲门声。其妻杨子烈蹒跚着走去应门，门外竟是一位蓝眼黄发的外籍人士。张国焘感到颇为好奇，虽与美国人有所交往，却未见过此人，心想此人来访有何目的？或许是误闯了家门。

正当我疑惑之际，一位洋人自行步入室内，与张国焘相遇后，便率先开口，言谈间流露出纯正的中国口音。他自我介绍道：“我是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员，专程前来拜访张先生。”

张国焘将来客请至客厅，交谈随即展开。在谈话过程中，张国焘惊奇地发现，对方对中国历史以及他个人经历的熟悉程度出人意料，同时对方对他的赞誉之词亦不绝于耳。张国焘心中喜悦不已。来客向张国焘询问了诸多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问题，张国焘一一耐心解答，令来客颇为满意。一番畅谈，二人直至午后。

最终，访者对张国焘言道：“你在中共党内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若无你，中共的历史画卷将显得不完整。我诚恳建议您撰写回忆录，这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张焘内心喜悦，乐意动笔。然而，如何得以出版，又让他犯了愁。尤其是他目前家中经济拮据，撰写回忆录需耗时良久，在此期间无法获得稿酬，因此，这并非即刻能解燃眉之急。他沉默不语，内心纠结。察觉到张焘的困扰，对方便提议：“我会帮你处理出版事宜。现在，堪萨斯大学有意向你约稿，每月将提供2000港元作为生活津贴，待书籍出版后，稿费亦将照付。”

“特立...”张国焘（字——笔者注）“请吧，将您的一生娓娓道来。”张国焘凝视着杨子烈，目光再次扫过在场的来宾，轻轻颔首。

翌日，张国焘便提笔记录。他自述童年，追溯踏入私塾求学的足迹，述说“洪江会造反”的往事，记录赴萍乡县县立小学深造的经历，描绘在上海投考北京大学的心路历程，以及踏入北大后，沐浴民主科学思想的洗礼，积极参与发起五四运动的激情岁月。他继续讲述，在李大钊、陈独秀的悉心引导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投身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随着文字的流淌，往昔的一幕幕如同电影般在脑海中重现，不时触动心弦，使他情绪激动，难以自抑。在写作的过程中，不经意间，泪水便会悄然滑落。

历经四年笔耕不辍，至1965年，张国焘的著作终于告一段落。美国堪萨斯大学恪守承诺，每月向他支付2000港元。最终成书之际，该校还额外给予他一笔丰厚的稿酬，并取走了张国焘的手稿。

张国焘颇具心机。在创作过程中，他安排杨子烈另行誊抄了一份文稿。当美国方面取走原稿之后，张国焘手中仍保留着一份副本。他将这份书稿转交给了香港的《明报月刊》。

香港《明报月刊》的总编迅速洞察到该部书稿的潜在市场魅力：张国焘，一位风云变幻的历史人物；他的生涯跌宕起伏；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层中，他担任过重要职务，对诸多内情了如指掌；而在国民党亦有一段经历，同样对其内部状况有着深刻理解……基于此，他果断作出决策，以《我的回忆》为题，采用连载形式，将张国焘的这部著作公之于众。

自1966年始，《明报月刊》连载张国焘的《我的回忆》。每篇连载的发表，都为其带来了丰厚的稿酬。既有来自美国友人的资助，亦有不乏《明报月刊》的慷慨赞助，自此，张国焘的经济困境得以缓解，生活状况亦有所改善。

1971年，《明报月刊》将张国焘的这部手稿分作三部曲予以出版，并在国内外广泛发行。依照双方协议，张国焘获得了丰厚的版税回报。因此，张国焘（已迁居海外——注）突然有了大笔钱。

颇具意味的是，在《我的回忆》一书面世之前，张国焘特意嘱托妻子杨子烈撰写了一篇《张国焘先生略历》的文章，并将其置于书首。在文中，杨子烈对张国焘的赞誉之词溢于言表，这无疑体现了夫妻间的相得益彰。

完成《我的回忆》之际，杨子烈亦编纂了一部个人回忆录。鉴于杨子烈的名气有限，经二人商议，最终决定以《张国焘夫人回忆录》为名出版。该书在香港一经问世，便广受欢迎，销量颇丰。张国焘与杨子烈因此收获了可观的版税收益。

自踏入与美国人合作的征程以来，张国焘的经济收入节节攀升。这段经历锤炼了张国焘的经济思维，使其拥有了不俗的经济眼光。

拒绝王明之请

正当张国焘在香港悠然自得，作为寓公度日之际，家中突然闯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访客。

这位访客虽为中国籍贯，却声称其身世源自苏联。与张国焘相互致意寒暄后，他即刻从随身携带的皮包中取出一封书信，双手呈递于张国焘面前。张国焘拆阅书信后，脸上显露出一丝为难的神色。杨子烈随即接过信笺，阅毕，信中内容令其不禁一愣。

恺荫（注：此乃张国焘之雅号——笔者谨注）吾兄亲启：

数十载光阴逝去，音信断绝，心中颇为挂念。有幸拜读了您的巨著《我的回忆》，深感敬佩。毛泽东及其同伙的阴谋诡计，如今已昭然若揭于天下。恳请吾兄在收到此信后，能前往莫斯科，共商国家大计。手书此信，谨祝安康。

陈韶禹，中共中央革命委员会主席

张国焘一时愣神，目光落在来者身上，竟无言以对。那人道：“张先生，苏共中央亦怀此意。若您有意前往莫斯科，一切事务，自将由我一手操办。”

“此事重大，容我深思熟虑后给予答复。”来人应允，约定次日午后再次前来聆听张国焘的决断。

送走来访之人后，张国焘心中不禁沉浸于对过往历史的追忆以及对现实境遇的深思熟虑之中。

张国焘对王明了如指掌。得益于米夫的扶持，王明曾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事实上的领导者。在其领导下，我党曾一度误入极“左”的歧途，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与失败。

张国焘反思道，在莫斯科期间，虽对王明存有嫌隙，却因王明的权势而不得不迎合。他深知，正是因听闻王明欲加害于他，才在祭黄帝陵之际投奔国民党。如今若重返莫斯科，乐观地看，或许能享有如王明般的优渥生活；悲观地想，却可能再次受制于王明，甚至面临被苏共利用的风险。即便这种风险不存在，他与王明能否和睦相处，亦成疑问。

“前往莫斯科或许是一条出路，但你与王明能否相处融洽呢？在那里，王明与苏联人立场一致，决策权掌握在他们手中。若不听从他们，恐怕会遇到麻烦；而若遵从他们，则可能受到他们的制约。”

杨子烈此番言辞既出，张国焘心中已然决断，决定放弃前往莫斯科的行程，不再追随王明的指挥，亦不再为苏联效力。

翌日下午，王明的使者再度莅临张宅。张国焘以诚挚的态度回应道：“请转告韶禹先生，往昔的恩怨纠葛，国焘早已放下，只愿在这余生中，过着平静而淡泊的生活。”

闻者即刻领会到张国焘并无前往莫斯科之意，于是他起身，礼貌地结束了此次交谈。

惊走加拿大

1966年，中国大陆搞起了“文化大革命”。香港的消息向来是很灵通的。香港各报刊每天都报道大陆 “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什么红卫兵造反，造反派抓人，武斗，搞“喷气式”，一些名人被整死，有的自杀，等等。总之，香港各媒体当年对“文化大革命”负面的报道是最多的。

张国焘每天都读报纸，对大陆搞“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十分关注。他也为大陆的动乱担心，但是一想到自己已经是局外人了，也就不多去想了。至于他个人的安危，张国焘是这样认为的：香港归英国人管，大陆不管怎么闹，也闹不到英国的地盘上来，红卫兵是不敢跑到香港来揪斗自己的，自己可以安心在香港当“寓公”了。

到了1967年，大陆的“文化大革命”闹得更厉害了，什么打砸抢抄抓，几乎每天都有发生。张国焘的心也揪紧了。

一日，张国焘于街巷漫步，忽见香港街头上亦张贴着醒目的大字报。他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气喘吁吁地匆匆赶回家中，将所见告知杨子烈。杨子烈亦感忧虑重重。自此，两人心中忐忑不安，闭门不出，仅依赖报纸来获取外界信息。在这期间，张国焘对报纸的关注度尤为提升，对某些报道更是反复研读，深入揣摩字里行间的深意。

某日，邻人前来告知杨子烈，数日前，两名生面孔曾至此询问张国焘的住处。杨子烈立刻将这一消息转告给了张国焘。

张国焘心中愈发不安，他清楚自己的香港住址并非公开信息，仅限于少数亲友知晓。然而，为何会有陌生人前来打探他的行踪？这难道是大陆的红卫兵或是其他激进组织派人来港？一旦他们真的掌握了他的住址，说不定哪天就会突然闯入，将他强行带回大陆，那将是一场生死的劫难。他和杨子烈越想越恐惧，这一惊让他夜不能寐，生活变得提心吊胆。

持续如此并非良策。因此，张国焘与杨子烈商讨后决定：在众多策略中，逃离为最佳选择。而逃往何处？唯有前往加拿大投靠其子。

张国焘一家

原来，张国焘共有三位子女：长子张海威现已在加拿大安家，供职于一家研究所。

在加拿大从事数学研究的儿子；次子张渝川，亦定居多伦多，成为了一名工程师；另一个儿子则在纽约执业行医。三位子嗣中，其二已赴加拿大安家。鉴于当时加拿大宽松的移民政策，张国焘夫妇决定赴加与两位儿子相聚。

1968年，张国焘与杨子烈在香港妥善处理完家事后，携带了多年累积的积蓄，毅然踏上了前往美国的航程，乘坐香港至美国的航班远行。

张国焘与杨子烈原计划赴加拿大，却意外登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经二人商议，他们决定先行探望在美国的次子，之后才计划转往加拿大。

随着飞机的升空，张国焘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心中明镜似的清楚，这一次离去，恐怕再难踏足祖国的土地。

正如张国焘所预见的，即便在加拿大，身边有妻子杨子烈及两个儿子相伴，他每日仍深感孤独与寂寞。

贫病交加，冻死异乡。

1979年11月26日，正值张国焘82岁华诞。他的三个儿子将他自养老院接至长子孙子的住处，家庭团聚的温馨让张国焘心情愉悦，不愿重返那寒冷的养老院。然而，不回养老院又能去何处？家中的经济条件本就紧张，若再负担张国焘的生活，更是捉襟见肘。无奈之下，张国焘只得重返那令他不愿居身的养老院。在告别之际，杨子烈为他准备了数床毛毯，用以抵御冬日的严寒。

1979年的冬日，加拿大气候格外严寒，大雪纷飞，连绵不绝。12月2日的夜晚，卧床的张国焘在翻身时不慎将棉被与毛毯踢至地面，尽管他多次拉响铃铛呼唤护士，却始终无人应答。翌日凌晨5点，张国焘已命悬一线，陷入生命的最后时刻。当亲人匆匆赶到医院时，张国焘已然离世。

在张国焘事业如日中天，率领着兵强马壮的10万红四方面军将士转战川陕之际，他或许未曾料想，自己晚年竟会落得如此境地，更不曾想到，自己离世后，子女竟无力承担丧葬费用。张国焘的三个儿子均成家立业，却无力承担丧葬费用的全部，杨子烈只得将此事告知蔡孟坚。蔡孟坚随后通过黄少谷将消息转达给了蒋经国。

数日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3500美元予蔡孟坚，以助其料理张国焘的后事。至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的遗体得以安葬于多伦多的某公墓。

注：关于张之死，众说纷纭。例如，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篇文章《在多伦多邂逅三位历史名人》中便有所提及：

晚年，张国焘选择定居于多伦多。关于其去世的说法，多被记载为在养老院中“冻死”，实则不过是一则未经证实的传闻。1968年，他迁至加拿大，并在多伦多安家。他的三个儿子均旅居北美，分别从事医学、工程学以及高等教育事业。1976年，张国焘不幸中风，被安置于世嘉堡的一家养老院。翌年，即1979年，他病故于此。在他入住养老院期间，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大土豆”特鲁多（即现任总理“小土豆”的父亲）曾亲自前去看望他。